人类既有高贵的一面，也有卑微的一面，但归根结底是卑微的。
一味着眼于人类的高贵，渲染浪漫主义亦或是民粹主义，难免包藏祸心，甚至滑向灾难；正视人类的卑微，恰恰是现实主义的一种价值准则。
“贝九”——世界音乐史的恢宏巨作
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是一部不朽的巨作，“贝九”是国内一些音乐爱好者对这部巨作的昵称。
1972年，欧共体理事会采用“贝九”欢乐颂部分的音乐为其会歌，1985年欧盟采用其为盟歌。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贝九”手稿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此后，若干音乐佳作都留有“贝九”的影子。
然而这部伟大的作品，却是因一笔酬劳而问世。
1817年，伦敦爱乐协会委托贝多芬创作两首交响曲，并前来指挥。贝多芬虽然应允，却不满意协会开出的条款，最终委托落空。
1822年，伦敦爱乐协会再次联系贝多芬，开出50英镑的酬劳，这相当于当时买断交响曲专属权的价码，约合2020年4000多英镑。而这一次，贝多芬囿于财务困窘，勉强接受。
1824年4月，“贝九”宣告完成，此时距贝多芬第八号交响曲问世已过去12年。3年后的1827年，贝多芬在维也纳去世，享年57岁。
“贝九”于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乐队临时拼凑，排练仅两次，两位独唱女演员均系新秀，首演仍获巨大成功。观众五次起立，空中飞舞着手帕、帽子，警察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
贝多芬当时背对观众，执掌节拍，且因耳聋而浑然不知。后来女低音将他扶转过身来，才看见这一盛况。
较难改变的素质能力差距
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多层面的素质能力差距。生理上的体质差距，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心理素质。
我们的若干素质能力，如刻苦、勤奋、记忆、口才等，大致是以生理因素为基础、心理因素为主导、外界因素为激励的一种行为现象。在这里，心理层面的IQ即智商，EQ即情商，以及AQ即努力商，更是文明社会中决定人与人差距的主要因素。
“3Q”之强势，甚至足以克服生理障碍。如贝多芬1814年开始听力急剧下降，虽然逐渐放弃了钢琴演奏和指挥，但仍坚持创作。
“3Q”是相乘关系。既非一票否决制，亦非“一商定终身”；倘若任意一商较好，或可弥补另两商的不足。最明显的如AQ商即努力商较强，则大可弥补智商和情商的不足。
智商虽具有较多天赋因素，但也具有后天提升的若干可能。天赋智力是大师级人物的决定性因素，多数寻常人虽然不太可能成为大师，但通过后天训练培养，也能一定程度地提升智力。而情商和努力商的后天提升空间，或许会更大一些。
因此，就普通人而言，尽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不够聪明、不够机敏、不够善解人意，但如果我们足够内省、足够自律、足够努力，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素质能力。
不过人与人之间的素质能力差距，还是很难因为后天努力而有较大改变。因为天赋欠缺的人在努力提升自己，同时天赋高的人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结果改变的只是这两人之间素质能力的平均水平，并未完全能缩小两人之间的差距，当然这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努力一定能改变自身，也能改变社会，但在改变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当然，除非是在龟兔赛跑等情景中，兔子因骄傲大意而落后。
不可或缺的激励机制
人天生就有惰性。安于现状，乐于享受，甚至需要外部激励才会有相应的行动，即便是贝多芬也不能免俗。
另一位音乐大师柴科夫斯基也是如此。1880年7月15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他们要我写乐曲，必须明确要求，“其时间必须决定一个价钱，谁负责支付，什么时候可以领取等等”。（柴科夫斯基、梅克夫人著《我的音乐生活》三联书店2003，P242）
柴科夫斯基在同一封信中又说，灵感有两种，一种来自心头，一种来自订货，后一种除了规定的明确要求之外，还必须说明“多少张钞票”。
我们人类必须具有起码的物质条件，才能生存和更好生存。贝多芬刚从波恩来到维也纳的头两年，非常拮据。后来因为在沙龙里举行小型音乐会，能得到一些赞助。再后来，版权费成为贝多芬的主要收入来源。柴科夫斯基也是得到了梅克夫人的资助后，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但仍不免生活窘迫。
例外肯定是有的。英国的桑格博士两次获诺贝尔化学奖，他几乎是纯粹为研究而研究。博士毕业后，甘心在剑桥大学最差的实验室，潜心完成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的定序，证明蛋白质具有明确构造。桑格具有非常优渥的经济条件，他父亲是当地知名医生，母亲是富商千金。
不过这类小概率事件，并不足以改变人们必须“物质地生活”的规律。
因此，缺少激励机制，以及激励缺少必要强度时，人的行为就将发生变异。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人民公社制度导致的农业缺少活力，以及农民收入长期低下。
1978年，浙江农民人均分配收入仅90.5元。原因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形成一系列负向反馈。
1982年8月，浙江全面放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发生巨变。1984年，浙江粮食产量达到空前绝后的1817万吨，比1983年增长14.7%，比1978年增长24.9%。次年，浙江乡镇企业创办数量比上年增长两成多，乡镇工业异军突起。
运气是辛勤劳动创造的
素质能力只是提供了实现人生之梦的支持力量，关键在于创造足以社会化的业绩。这时，需要平台，需要运气，需要顺风顺水的环境。
因此从这方面看，法治社会下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才是有志者施展其才华，改变其命运最巨大的平台。
能使人抓住运气的，还是一些基本的素质能力，以及相应的持续努力。
运气是随机的小概率事件，这在数学上的意思是，如果无法根据数列前面的数字来预测后面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列看起来就是随机的，且每个数字出现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因此，虽然运气概率很小，然而人的一辈子也还算长，多半能碰到若干运气。不过，倘若运气降临时缺少相应的素质能力，以及缺少日常努力，最终也只能失之交臂。运气只瞄准那些具有基本素质能力和时刻准备着的人们。不过这些分析并不适用于充斥着众多非正常因素的社会。
“贝九”的欢乐颂歌词是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同名诗作，贝多芬1793年就有谱曲的念头。“欢乐颂”是“贝九”的灵魂，也是“贝九”得以成为不朽巨作的关键。这就是说，贝多芬早在“贝九”问世前31年，就开始抓住了创作恢宏巨作的历史机遇。
1808年，欢乐颂部分旋律的雏形出现在贝多芬当年首演的一部作品中，而这一旋律在贝多芬1795年左右的一首歌曲中就有所体现。1815年，“贝九”第二乐章谐谑曲的旋律，出现在贝多芬当年写的一段音乐中。
1818年，贝多芬虽然中止了伦敦爱乐协会的委托，但还是坚持创作“贝九”，先行写了第一和第二乐章。也正因如此，当伦敦爱乐协会1822年再次委托贝多芬后，他才能以两年时间完成这部巨作。
贝多芬以其努力与灵感，克服了创作“贝九”第四乐章声乐导入部分的难题。贝多芬一位朋友曾回忆，当贝多芬开始创作第四乐章时，他心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挣扎。他致力于找出一个适当的方式，引出席勒的《欢乐颂》。一天，他走进一个房间，大声喊道：“我找到了，我刚刚找到了！”接着，他给朋友看了草稿，上面写着“让我们为不朽的席勒唱出颂歌”。不过这句话并没出现在最终的版本上。
人与人之间的素质能力以及境况的巨大不同，一定是长期艰辛努力累积的结果。
人生就像打靶一样，子弹飞出枪口的那一刹那，哪怕只是一丝非常微小的偏差，也会使得子弹脱靶。我1978年参加军训实弹打靶，头几发没打好，中间几发摸到门道，发现准星误差，有意瞄偏，又是10环。最后一枪大意，子弹不知去向。
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需要在控制方向的情况下，足够努力，才能在遇上运气时抓住机遇，持续命中靶心。然而，如此理性者又有几人呢？
世界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人生是一条不确定的大河。纯以理想建构的愿景，大抵只是海市蜃楼。
（卓勇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