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在浙江临安西天目乡盛村插队时，向村小的金老师，借过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
从我住的地方，踩着牛粪、鸡屎之类，斜穿大半个村子，钻进一座黑漆漆的由祠堂改建的宅院，再攀上咯吱作响的楼梯，就是金老师的住处了。这个金老师哦，说一口绵软的海宁话，无本村许多男子一边很认真地和你说正经事、一边夹带脏话的语言习惯。金老师常常是布衣纸伞，踽踽独行，在我的印象中，也就是柔石小说《二月》里萧涧秋的那个样子。
金老师偶与知青过往，也舍得借几本书让我们随便翻看。有一回，我张口要借书桌上的一本《成语小词典》。金老师先是嗫嚅摇头，继而又勉强答应了。他说：“看几天就还给我，吃饭的家伙啊？”几天后，我突然心血来潮，离开盛村到黑龙江支边，金老师偏偏又回海宁探亲去了，还词典的事，也就没有认真计较。
一九六九年的北大荒和全国一样，口诛笔伐的批判风气犹存。自然，诛来伐去，无非是一些口无遮拦、由着性子瞎胡闹的闹剧。
劳作兼批判的日子里，拼凑稍具“杀伤力”的文章，《成语小词典》也算是派上了用场。我记得，引用得较多的，是“狼子野心”、“丧心病狂”、“居心叵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等“心”字结构的成语。至于“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则常用来表示义愤填膺的愤慨情绪。我拼凑的稿子的结尾，居然还相当老到地绕开在学校里常用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类红卫兵式的空咋呼，一般引用“拭目以待”啊、“何去何从”啊，你看，都是一些留下争斗的回合余地、且自以为操了胜券的成语。所有这些功劳，都是拜《成语小词典》所赐。
《成语小词典》之于我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充当了为知青兄弟们代写“情书”的参考书。其实哪里称得上是两情相悦的真正的情书呢，充其量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单相思的一派胡言。即便是“一派胡言”，从笔端流泻而出的措辞底线，也都是些绕开“爱”字、规避“情”字的中规中矩的文字小游戏。
不久，金老师从我的房东处，辗转打听到本知青“几零几之几”的貌似保密单位的通讯地址。金老师修书一封，言词恳切地要我寄还词典，信曰：“最高指示：‘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词典实乃教学须臾不可缺少之物，且又踏破铁鞋无处可买，请你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寄还于我……”
其时，《成语小词典》已从我的手里借给了“张三”，“张三”又非常不负责任地借给了“李四”，“李四”又非常慷慨地借给了“王五”……如此这般，比图书馆周转效率还要高地借来借去，即便是农场公安局的李公安或者黄保卫插手来侦查，也未必会弄得清楚，小词典究竟是在“王五”的手心里攥着呢，还是在“赵六”的枕头底下压着呢？
我提笔回复金老师，先是说了几句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迟复为歉”之类的套话，继而又写道：“最高指示：‘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词典不幸被同学借走弄丢了，今附上人民币壹元整（扣除书款，余款不必退还），并致以黑龙江兵团战士的战斗敬礼……”
很难想像，金老师读到我的这一封近乎耍赖的回信时，会想到一些什么？会嘀咕一些什么？是否也学本地的村夫那样，轻轻地骂一句脏话？
我最终彻悟由于自己的粗疏，而一定给金老师带来无穷的烦难，则是在我回到杭城个人藏书出借也杳如黄鹤之后的事情。有时候，伸手触及与当年《成语小词典》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成语大词典》，记忆的沙滩就会延伸到遥远的昨天，萦绕于心的负疚感，久久挥之不去。
我约莫推算，金老师应该略长我几岁，也该到了“谈退论休”的年龄段。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金老师是在哪一方水土，是否一直在教他的“子曰诗云”？哦，这位说一口绵软的海宁话的儒雅的先生啊，他是否肯宽恕书荒年代的一个十八岁知青从灵魂到躯壳的一片蛮荒呢？